向云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天津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高级编辑‍

摘要：

建立一门独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切的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不仅已经具备成为学科的学理性、学术性,同时也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非遗学学科设立是由我国文化遗产体量之大和非遗传承人群之众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是活在生活中的文化遗产,它覆盖了传统音乐、戏剧、戏曲、曲艺、舞蹈、美术、书法、杂技、魔术、游戏等各种文艺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的学理、法律、共识为该学科创造了强大的客观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21世纪初才出现的全球化理念,概念出现得如此晚近,而它所面对的文化对象又如此庞大、丰富、复杂,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大范围、大力度、大时段的保护,就必须有科学的方法、手段乃至可持续的教育和学科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独立门户是势在必行的,它的学科设立可选择方向有三:一是跻身文化遗产学,与其一起在整个学科目录中开宗立派;二是在交叉学科或平台自立一级学科;三是在历史学门类下建立一级学科。其中最佳选择是"文化遗产学"立为门类,一步到位,也将在国内国际产生积极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具有广阔的就业方向,其教材体系和课程也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设立既关乎人文教育、社会科学体系的完备,也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构建；入门路径；教材体系‍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1]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了高校要勇挑重担，释放高校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关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1]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一个涉及教育与文化两方面，且体现两个方面的结合、具有双重发展战略意义的学科，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或者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是一个同时涉及教育和文化交叉、整合的发展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作为一位兼具教育和文化双重身份的专家，也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并发言。冯骥才认为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科学保护是根本，人才培养是关键。他指出:“没有科学支撑和科学判定，是当前非遗保护最大的软肋。”“问题的根由，在我们的大学学科设置上。我国现在大学的学科中，文化遗产学、民艺学等还都没有独立的学科。虽然一些大学开设了非遗保护与科研的课程，由于没有自己的学科地位，只能勉强地挂靠在邻近的学科上。不能独立招生，没有自己的名分，毕业的评定也受制于所挂学科专业不同的困扰。'非遗’教研举步维艰。而另一方面，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想通过大学的学习与研究，投身到'非遗’保护的事业中。由于学科的空白，招生名额受限，很多年轻人只能放弃原先的志向。”[2]本次座谈会后，天津大学就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及其教材体系进行了多次专家论证和研讨。

显而易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设立既关乎人文教育、社会科学体系的完备，也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进入教育体系和学科范畴在当下已经是势在必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的可能与必然

(一)纵向维度

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具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王朝历史的代代更替，编年清晰可溯;文字从甲骨文时代一直活到今天，古代语言音韵依然可考;二十四史代代编修，经史子集从甲骨、简牍、帛书、碑刻、雕版到线装纸书的文献积累浩如烟海;口头文学代代相传，民俗民风代代相袭诗歌传统代有新出，等等。其传承不绝与地理环境、“大一统”思想传统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等均有关。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成就了文化的固守、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中华文明为人类文化和文明贡献了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独特创造。中国文化自成一体、自树标杆，呈圆形柱体式模型生长，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历时性文化骨干发展线包括如下三条。

1.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线:国风、楚辞、乐府、六朝民歌、唐诗、宋词和话本、元曲、明清小说。

2.中国美学史的发展线:龙飞凤舞(远古图腾、原始歌舞、红山玉器、良渚玉文化、史前彩陶)、青铜饕餮(商周)、先秦理性精神(先秦乐舞、编钟、秦代兵马俑、建筑艺术)、楚汉浪漫主义(屈骚、汉代百戏、霍去病墓写意雕塑和画像石)、魏晋风骨(文学、书法)、佛陀世容(佛教艺术)、盛唐之音(李杜诗歌)、韵外之致(宋词与苏轼)、宋元山水意境(山水画)、明清文艺思潮(汤显祖、红楼梦、中国戏曲、京剧、园林艺术)。

3.中国民间造型工艺的发展线:远古岩画原始彩陶、商周青铜、秦砖汉瓦、魏晋石窟、唐代三彩、宋瓷元瓶、明式家具、清代织锦。‍

(二)横向维度

我国非遗学学科设立是由我国文化遗产体量之大和非遗传承人群之众决定的。盘点如下一些数字统计，可以一窥中华文明的“体量”。

1.24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千余种地方县志;多语种的少数民族典籍;藏传佛教海量的经典典籍;道藏、佛藏、儒藏。

2.故宫博物院180万件文物收藏;国家博物馆55万件文物收藏；各省区市各级博物馆的海量收藏;众多已知的历代帝王陵寝。

3.截至2019年7月，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5个，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3处，世界自然遗产14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4处。

4.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总数42项(含代表作34项，亟须保护的非遗项目7项，非遗优秀实践名册1项)，居世界各国首位。

5.国家先后公布四批国家级项目名录1372个，包括子项目3154个。命名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3068人。普查登记至县级项目达87万项。

6.国家先后公布5批共计679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7.中国民协普查民间文学获得的184万篇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童话等)、302万首民间歌谣(不含史诗、长诗)、748万条民间谚语，50亿字的资料和数字化成果。

8. 2016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顺利完成，统计显示全国计有10815万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

(三)中华文明举世罕见的传承性

很多历史上出现的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当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经典性、代表性文化遗产的技艺，其实都并未随历史消逝而烟消云散，它们大多以潜移默化或口传心授的形式被代代相传，成为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也有两条历史脉络清晰可见:一是它在不同门类的文艺发展中不断发生作用，刺激和改变着文艺样式的更新和嬗变;二是民间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文艺的民间层面自我传承、自成体系。也就是说，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许多都有悠久的历史，许多都传承着古老的传统和技艺。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明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是理解其奥秘和真谛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是“活化石”，也是活在生活中的文化遗产，还包括它所覆盖的各种活态文艺门类，如传统音乐、戏剧戏曲、曲艺、舞蹈、美术、书法、杂技、魔术游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是传承的文化，也是传承人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可以体现在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宗族传承、社区传承、区域传承、群体传承、民族传承、全民传承等若干层面和层次，有些是少数人之间的传承，但也有很多是全民性传承的，比如节日非遗就是全民性传承的非遗。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广泛的人群，在中国尤其如此。比如春节，不仅有全域性，也有多民族性和人口的大体量跨阶层性，乃至“全民性”。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我们“大一统”历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代表性文化表征。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呈现出分布地域辽阔、集聚性强、散点众多、星罗棋布的特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中国少数民族贡献了一半以上的中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史诗”类如《格萨尔》 《玛纳斯》以及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改写了中国文明或中国历史缺少史诗或没有史诗的历史偏见；同时，中国众多无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主要形式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是历史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概念再认识、再定义、再概念化，则是21世纪初才出现的全球化理念。这个概念出现得如此晚近，它所面对的文化对象又如此庞大、丰富、复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大范围、大力度、大时段的保护，就必须有科学的方法、手段，乃至可持续的教育和学科的保障。这就凸显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四)中国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早在2010年，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进行了一次全球网民投票，评选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2个文化大国，并选出每个文化国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20个文化符号。投票结果是，文化大国排序中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这个网民投票虽然不一定权威、全面、准确，但对于认识中国文化无疑是一面“镜子”，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海外形象的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从此次投票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2个文化大国中，绝大多数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世界遗产名录前三名都在其中。外国人选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大多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些都说明文明历史、文化积累、文明体量、文化传承是中国得以被称为文化大国的重要原因，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非遗的传承包括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群体传承、民族传承、全民传承乃至跨国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是从全球化角度把民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和抬高到人类文明的高度，这有利于各国人民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自信，有利于各个国家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即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作为传承人的民众一旦实现文化自觉，珍惜和热爱自己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出现全民性的非遗热潮。因此，非遗学热起来有其现实需要和大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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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的学理、法律、共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创造了强大的客观条件。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调整名称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就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化推进工作。此前和此后，有几个重要的文件和共识，逐渐在全球形成了统一的学理基础，为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科专家、不同的文化文明共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来提供了理论、学术、科学的保障。其中，1989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达成了几个重要的学理共识:一是民间和传统的文化可以共用一个文化遗产概念和门类，以便对其进行统一的抢救和保护;二是这种文化遗产由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美学、民俗学、语言学、民族学、工艺学等多学科共同介入，整合多种学科理念与方法，共同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和科学保护;三是这种文化遗产正处于严重濒危形势，需要将其视为人类文化的杰出创造和宝贵文化财富并加以精心保护使其得以传承和发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奠定了如下学理共识:文化是社会或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全体和总和;人类文化遗产因时因地而具有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奠定了确认文化多样性并把它们整合在一个“文化”平台上的重要学理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并于2006年正式生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具有国际规约、法则、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定了以下重要原则:一是统一和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二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类别划分，共分为5类，分类的出现是一个学科成型的基础，是确定学科边界和内部形态的重要举措;三是明确提出了教育的任务和职责，指出“保护”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四是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促进遗产的传承。

以上国际共识实际上就是学理共识。没有这些共识，就没有国际上的共同的保护行动;没有这些共识，就不可能把千差万别的、原来分布在各个学科里的文化遗产对象统一并整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台上来。而这些学理共识，正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构、学术研究的基础。其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共识和要求，则更是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直接依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几个学科的构架可能及其学理依据

在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中新增和新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从理论上看，笔者认为有三个方向或可能。以下分析从近和远、高与低繁和简、快与慢等不同角度预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设立的路径和步骤。

(一)门类学方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的学科门类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12个，加上新增的门类交叉学科，共计13个。

笔者建议在这13个门类基础上增加一个门类:文化遗产学，或“世界遗产学”“遗产学”(后二者暗含纳入自然遗产之意)。其下设一级学科:世界遗产学理论、文化遗产学(含双遗产和自然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遗产保护学、遗产管理学、考古学、文物保护与修复学、博物馆学。现有可整合学科包括历史学门类下一级学科: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特设)。

“文化遗产学”门类下一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其下可设二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民艺与民间美术学、传统村落遗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中国年画学、非遗传承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表演学(民间舞蹈、音乐、戏剧等)。现有可整合学科:民间美术、民艺学、民俗学、民间文学。

“文化遗产学”作为独立的门类学科的学理依据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提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性、学术性、科学性和重要性。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殊不知古建筑的保护、传统街区的保护、任何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的保护都需有专门业务知识和掌握国家文物法规政策才能保护好。”[3]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4]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5]2017年7月，福建厦门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指示:“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5]习近平总书记还精辟地指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利用的广阔前景和根本目的:“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5]党的十九大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6]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部分写进报告中，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议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4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三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7]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广度和国内历史的深度是一个重要任务，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学范畴，原隶属于历史学的考古学、博物馆学等，都需要与文化遗产学重组构成一个具有现代遗产保护意义的世界性新型文化理念和全球共识的人文社会新学科。在这个新学科之下，是一系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认定、普及、推广并被广为接纳了的文化遗产作为其学术对象，如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数字遗产、景观遗产等。这个门类学科的主体对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以来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及双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等遍布全球的人类文明、文化、文艺、遗址、古迹、名胜、公园、建筑、石窟、村落、街区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对象，又涉及人类全部历史和自然史，形式上千差万别，将其作为独立于历史学的门类学科是有资格的，也是有必要的。

其次，有利于充分参与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交流。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并设立和公布世界遗产名录以来，“世界遗产”作为顶级的人类文化遗产、遗址、遗存、遗迹、遗物而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此“世界遗产”又俗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此后，此遗产名录的内容又增加了“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双遗产)以及“景观遗产”，再后来又有了“世界记忆遗产”(档案文献手稿录音录像类)以及“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数字遗产”，直至“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名录系列中的一种。2003年通过并于2006年生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l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表明了其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衔接性、关联性，前者定位为后者的“充实和补充”。因此，国际性的“遗产”观是一个丰富而多样的系列。“文化遗产”概念可以统称或覆盖(涵盖)所有遗产类别。“世界文化遗产”概念有时就是泛指各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摄起来的各类世界遗产名录及其对象。所以，“文化遗产学”可以用来指专门研究世界各类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体系的“遗产”的学科以及以此理念展开的虽未纳入(或待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各种遗产对象的研究、保护、管理、利用、交流等广阔的学科范畴。

再次，有利于在遗产视野中统一学科、学术、学理平台。1985年，侯仁之、郑孝燮、阳含熙和罗哲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递交了《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提案中国应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开展世界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当年11月，该提案就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86年，我国开始第一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罗哲文参与了申报文本的撰写。1987年，中国获批首批世界遗产(6项)。“文化遗产保护”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狭义的“文物保护”。一是与国际接轨，更加国际化;二是保护方法、保护范围、保护理念吸收外国经验，如整体保护(故宫保护范围扩大。周边四合院纳入保护，带动北京城旧貌保护等)、修旧如旧和保留历史状貌的关系等。中国加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后，不仅使得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迅速增加，直至今日成为世界之最，而且带来了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全面进入和观念更新。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博物馆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也随之涌现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世界遗产观的影响和推动下，使中国的历史地区、历史城镇保护脱离了单体的、个体的、局部的“文物”旧观念，进入到周边、环境、相关、整体、一体、群体区域保护理念与实践中来;过去的重点保护经典、悠久、古老、皇家、重大文物对象的观念转变为覆盖民间文化遗产、乡土文化遗产、村落文化遗产和士农工商等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对象上来;运河、长城、丝绸之路等线性文化遗产也进入了保护视野，其保护方法是连续、连片连线、联合的;景观、环境、非遗、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档案遗产、数字遗产等，突破部门分工樊篱，进入到遗产视野下的统一学科、学术、学理的平台上。

最后，有利于开创遗产保护的新模式、新境界。双遗产、线性遗产(如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复合式、跨地域、跨国界的遗产保护，使遗产的多样性、多遗产性得到重视和整合。特别是大运河遗产，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属性融于一身，开创了遗产保护新模式、新境界。统一的“文化遗产学”或“遗产学”呼之欲出。比如罗哲文作为文物保护专家就非常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他曾对笔者所倡议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大运河线性遗产申报中去，并且在保护规划中要求沿线各城市都纳入本地的运河非遗”表示全力支持和认可。他说:“1961年，我国公布第一批保护单位的时候，就提出过京杭大运河保护问题。但是，因为当时历史观念的局限，没有将其看作文物。2005年，当我们提出将京杭大运河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单的建议时，全国政协非常重视。现在，国家把它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列入了申报世界遗产名单。不同于其他文物的是，京杭大运河涉及多省许多个城市，协调合作难度非常大。自2006年以来，我们对京杭大运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的阶段，除了文物保护、考古专家外'非遗’、水利史、航运史、城市规划、环保等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介入并发挥积极作用，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向多学科相互交融、多领域相互支持并衔接的方向发展。”[8]罗哲文先生认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要共同来保护，技术也属于非物质文化，比如故宫，没有工匠手艺就修不起来。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包括街道、古建筑，还有无形文化，如诗词、歌赋、音乐、戏剧、曲艺、工艺美术、风味特产，还有地名文化等。外国人逛北京，讲究登长城、看故宫、听京剧、吃烤鸭，其中听京剧就是“非物质”的。作为古建筑研究者，罗哲文先生还曾建议将中国木建筑结构营造技艺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建筑上的木雕、砖雕、彩画等。遗产的融合与整合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也日益彰显。中国早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西递、宏村古村落就是综合性、活化活态的保护对象，它们的村落格局、建筑风格的特色，与村民的传统生活文化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二者是休戚相关的关系。我国世界遗产中的平遥古城、丽江古城等也是如此。在各国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大量存在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现象，除此组合外，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合也日渐增多。如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广场是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结合;菲律宾伊富高山上的稻米梯田是世界遗产，伊富高人的“呼德呼德”口头叙事文学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的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而纳西族东巴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

综上可见，文化遗产学作为门类学异军突起具有相当成熟的条件。它契合当下中国发展理念和文化强国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参与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平台，在国际上又与一套比较成熟的文化遗产学术理论、法规公约、保护实践、技术方法相衔接，对于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有直观、有效、快速的影响力。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设立讨论为契机，乘势而上，成就整个文化遗产学开门立户，将使中国文化、文明、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进人一个划时代的新发展阶段。

(二)交叉学科(平台)的方向

在门类交叉学科下设人文社科类的独立的一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即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其下设二级学科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民艺与民间美术学、传统村落遗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中国年画学、非遗传承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表演学(民间舞蹈、音乐、戏剧等)。现有可整合学科包括:民间美术、民艺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艺术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交叉学科平台一级学科的学理依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公布、遴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时，指定此类遗产的学术价值和专业学科时，涉及学科和专家学术背景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学、语言学、民间文学、音乐学等。

其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分类为五大类，涉及口头传说和表述(民间文学)、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是多学科的对象，而不是某一个学科的独有或单一对象。

再次，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名录分为10大类，包括民间文学、民间与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民俗、民间和传统的工艺、技艺、美术。这些也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艺术学、美术学、设计学、科学技术、医药学、生态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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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学门类下的方向

在历史学门类下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为一级学科。历史学门类下一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二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民艺与民间美术学、传统村落遗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中国年画学、非遗传承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表演学(民间舞蹈、音乐、戏剧等);现有可整合学科:民间美术、民艺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艺术学。

需简要说明的是我国教育体系中已有和现有相关学科与课程的问题，非遗保护在实际上由各种学科汇聚而成，我国已有的相关学科包括1.民间美术,中央美术学院曾有民间美术系，中央工艺美院原有民艺类学科;2.文学或法学门类下原有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3.历史学门类下有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学;4.管理学门类下有旅游管理学(遗产旅游地管理);5.艺术学门类下的戏剧戏曲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历史学门类下一级学科的学理依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遗产”的性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一般当下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区别开来。它是过去的、历史的、传承的文化形式，即“文化遗产”。目前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间上判断和评定的普遍标准是三代以上，即传承有百余年时间。民俗学界认为一般可以称为民俗事象的应该由来有自，传承三代或百年以上。国内非遗的时间标准依此而来。当然，中国多数国家级非遗都远不止百年，而是达到数百年、千年乃至数千年。这种历史性和历时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其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认定和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时，历史价值作为其核心价值的条件之一，并且首当其冲。《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中对代表作价值的要求为:“从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来看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民间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句含“文化遗产”“历史条件”“历史感”这几个关键词，也在突出强调此遗产的历史属性。

再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对象和主要形式，大多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对象。这些文化往往都具有“历史活化石”的价值和意义。这方面经典的研究范例来自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马克思晚年做过大量人类学笔记，其中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给予高度评价。恩格斯通过研究人类学材料写出了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其最值得注意的“历史”观点是“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9]1888年，恩格斯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加了一个脚注。他在“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下新添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了出来。”[10]除了史前史价值，非遗几乎保留了人类现代社会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化石”，其历史学价值和性质，是任何一种历史材料都不可替代的。‍

三、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意大利高校的文化遗产专业

意大利是古罗马的核心地区，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因此在诗歌、歌剧、美术建筑、雕塑等各个艺术门类都留下了丰富的世界级文化遗产。自有世界遗产名录以来，意大利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就长期居于榜首，直到近两年才被中国超越。该国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其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就称为“文化遗产部”。意大利的大学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设置也形成了优良传统。意大利十数所著名大学都开设有文化遗产类专业，如博洛尼亚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热那亚大学、米兰大学、拿波里大学、帕维亚大学、佩鲁贾大学、比萨大学、罗马第一大学、罗马第二大学、都灵大学等。其开设专业包括文物修复、文物鉴定、文物保护等。其中有些专业名称为“考古遗产”“艺术遗产”“档案与书籍的保护与历史”。每所大学的相关专业又各有侧重，如罗马第二大学的文物修复专业偏重书籍档案修复，都灵大学的文物修复专业偏重建筑与博物馆文物修复，帕维亚大学的文物修复专业偏重乐器修复，巴勒莫大学的文物修复专业偏重家具、建筑装饰物修复。

因为意大利的文化遗产较为丰富，所以该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就比较发达。中国进入“文化遗产”国际体系较晚，因此遗产学起步也迟。虽已开设了文物学、博物馆学、文物修复技术专业等，但“遗产学”的概念使用还是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体系后才开启的。目前我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都已跃居世界第一，遗产学的跟进显然已势在必行。‍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

将一个新的学科纳入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其社会需求和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可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是有巨大的就业和发展空间的。

其就业方向首先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非遗系统，如:1.文化和旅游部的非遗司，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局的非遗处;2.各省市自治区的省地县三级非遗保护中心;3.省、地、县、乡的群艺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站的非遗保护专业岗位等。

其他就业方向还包括:1.教育部门(如非遗进课堂的大/中/小/幼师资、高校教学与研究、社会培训①);2.国际文化交流部门(如展览演出管理人员、非遗推广、国际旅游);3.社科人文、文化、艺术等研究机构;4.文化企业旅游公司、创意产业、工美企业、设计行业;5.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人才。‍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材计划

以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十数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硕士、博士课程实践经验为基础，笔者在此为学科建设构想了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基础教程(丛书) ②:1.《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2.《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学教程》，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学教程》，4.《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教程》，5.《民艺学教程》，6.《传统村落遗产学教程》，7.《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读解教程》，8.《中国和世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教程》，9.《艺术人类学教程》，10.《世界民间美术教程》，11.《中国年画学教程》，12.《世界遗产教程》，13《世界建筑史教程》，14.《世界民俗学教程》，15.《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教程》。以上这套教材设计体系具有原创性，相信其编写出版后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产生推动作用。

实践类(或田野作业)课程包括:1.传承人口述史调查，2.传统村落保护调查，3.年画或民间美术调查，4民俗文化调查，5非遗保护实践调查，6.国际非遗及其保护调查，7.非遗技能学习和实习课程。另外还需修学校平台课程、学院平台课程以及专业平台课程。

笔者还建议编辑出版两套丛书:一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二是“天津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论文”丛书。截至目前，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包括:1.冯莉(2009级博士):《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以纳西汝卡人的信仰生活为例》，2.王坤(2010级博士):《20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兼论民间文化的自发性》，3.蒲娇(2010级博士):《民间庙会稳态性研究——以天津皇会为例》，4.王小明(2010级博士):《民间美术的模式化特征——以中国民间木版门画艺术样式为例》，5.耿涵(2011级博士):《民间信仰实践中的造神与构境-河北省内丘县民间神码研究》，6.张礼敏(2011级博士):《社会转型与文化积淀——以天津皇会为例》，7.祝昇慧(2012级博士):《重归在野之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与实践》，8.王拓(2012级博士):《晚清杨柳青画师高桐轩研究》，9.唐娜(2013级博士): 《苗族史诗(亚鲁王)及文化空间研究》，10.孔军(2014级博士):《传承人口述史的时空、记忆与文本研究》，11.孙玉芳(2015级博士):《作家的“民间”——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研究》，12.张敏(2016级博士):《江南地区纸马制作技艺与使用习俗演变研究》，13.张宗建(2017级博士):《文化传播视野下的鲁西南戏曲民俗版画研究》。‍

六、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独立门户是势在必行的，其学科设立可选择的方向有三种:跻身文化遗产学，与其一起在整个学科目录中开宗立派、开门立户;在交叉学科或平台自立一级学科;在历史学门类下建立一级学科。最佳的选择是“文化遗产学”立为门类，一步到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将在国内国际上产生巨大示范效应。对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和研究将产生深远影响，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也将是一个积极的推进，彰显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崭新文教气象。当然，一门学科的设立总难免遇到一些众说不一、争辩争鸣的情况，有些学科的设立和升级甚至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据笔者预测，文化遗产学早晚或最终必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跻身学术、文化、教育、艺术、文明等领域。退而求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设立的另一种可能路线是:首先，交叉平台一级学科;其次，或者选择进为历史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再次，逐渐发展直至与各个分支遗产学一起进为遗产学门并立其门类下一级学科。在笔者撰成本文待发表之际，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大学本科新增一级学科目录，其中新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目，并将其置于艺术学门类下。这是非遗学进入学科目录的重要一步，也是非遗事业的重大进步。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毕竟是两个概念或范畴，所以本文的论述依然是必要和重要的，非遗以“学”进入教育和非遗以“保护”进入教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来源“湖南非遗”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HijuaAU2FTC8z0QMBuHIdg